能言鹦鹉与言语治国

  近读宋罗大经《鹤林玉露》，颇有所得，尤其对于其中“能言鹦鹉”之说颇为赞许。谨录如下：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关，方是小歇处。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鹦鹉也。’朱文公曰：‘今时秀才，教他说廉，直是会说廉，教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及到做来，只是不廉不义。’此即所谓能言鹦鹉也。夫下以言语为学，上以言语为治，世道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见能言之鹦鹉，乃指为凤凰，惟恐其不在灵台灵圃间，不亦异乎？ ”

罗大经所说能言鹦鹉，来自于上蔡先生——谢良佐（1050～1103年）北宋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人，人称上蔡先生或谢上蔡。师从程颢和程颐，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号称程门四大弟子且为之首——和朱文公，即朱熹（1130～1200年），谥文，故称朱文公。谢良佐一生谨严修身，直言得罪，丢官为民，坦然自适，并创立上蔡学派。谢良佐生于北宋末年，当世政风日坏，世风日下，唯名利是从。大背景如此，身处其中的士大夫，即官员和知识分子们，明哲保身之举，唯有随大流从众学舌一途。

虽然如此，谢良佐却从我所好，处污世而不染，务潜心而向道。既善其身，更齐其家。一篇家训，穿越时空，至今依然熠熠生辉：“脱去凡近，以游高明。莫为婴儿之态，而在大人之气。莫为一生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生之计，而有后世之虑。不求人知，但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可谓言简意赅，隽永味长。足为世人修身之示范、行为之鉴戒。有天下之志；有后世之虑；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明乎此，才能脱却凡俗、超越小我，才能有大智慧、成就伟业，至少为社会的风清气正奠定出坚实的根基。

不仅如此，回顾一下《论语》，则会更加明了谢良佐“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鹦鹉也。”之深切意涵。《论语·子路》有言：“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 ”而在谢良佐眼中，顺旨阿世之徒连斗筲之人都不如，至多只能算是能够说话的鹦鹉罢了！

至于朱熹所描述的“今时秀才，教他说廉，直是会说廉；教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及到做来，只是不廉不义。”，则更是等而下之之人，更且不堪：仅为身谋，仅视利之所在，全无心肝骨气，毫无原则廉耻可言。然而，自古，此类人又是何其之多哉？！不过，此类人的存在其实也并不可怕，毕竟：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孰是孰非，孰真孰假，日久自明。对一个社会而言，最可怕的莫过于“下以言语为学，上以言语为治” ，“或者见能言之鹦鹉，乃指为凤凰，惟恐其不在灵台灵圃间。”学舌言语，万人同声；美言盈耳，上以为治。于是乎，顺理成章将能言鹦鹉视为人才，加以重用，委以重任，甚至唯恐其不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乃至自己身边，对此，多少人能够自警自励，始终清醒以对？

自古空言误国者不可胜数，可是，美妙空言总是不绝于耳；空言治国者历代不免。然而，歌功颂德何尝仅止于言？这不仅在于见利忘义，唯利是求，更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专制社会中任何人都难以免于恐惧的困扰与羁绊。正因此，灵魂扭曲，人性难存，套话歌功，虚言颂德。由此，有口无心，言不由衷，既是一种外在恐惧的压力所导致的集体强迫症，更是一种达成自身利益的基本路径，历代传承，并成为不正常人生的正常生活状态。于是，整个社会，美好言辞充斥，鹦鹉之言遍布，并且自上而下乐此不疲的就是不断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翻新概念，创新形式，力求表述新奇独特。其结果必定是：言过其实，空言治国，徒以悦耳，祸国殃民，贻害后世。

 翻阅历史，纵观华夏，能言鹦鹉与言语治国岂止存于有宋一朝？不过，最终都要连同一切不实之词一一成为过往烟云，消逝于无边的历史之中，只赢得无尽话题，一抔尘土，些许叹息。